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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年回家

时间:2018-10-19 17:57:38来源:本站编辑 作者:本站编辑阅读:

过年回家

文/吕东亮

我的家在豫北农村,以前说回家,就是回到那里去。结了婚、尤其是有了孩子以后,回家就少了,现在说回家,总是要加一个字,说回老家。回老家,是因为父母依然在那里。也想过把父母接来一起住,但父母不愿意,说吃喝不习惯,人地两疏,找不到说话的人。父母说的是实情。再说,我的房子也实在不算宽敞。好在父母年纪不算太老,身体也还好,在家里随便干个活计,和老乡亲处在一起,精气神也好些。两个姐姐虽然都住在城里,但离家都不远,回去也勤。我也因此暂时安心待在信阳,忙我自己的事。我的工作不算繁忙,但也似乎永远有自己的事做,故而现在每次回老家,都要下很大的决心。

今年快要过年的时候,妻子对我说,要不就在信阳过年吧,跑来跑去赶车,人多,挤得很,大人孩子都累,别折腾了。我说,那怎么行?过年不回去,那什么时候回去?这个事就搁置了。过了几天,父亲打电话来,问我们什么时候回家,还说村子要全部拆迁,今年可能是你们在家过的最后一个年了,不独你们,全家人、全村人都是最后一个年。父亲说得很平静,我的心却不平静起来。拆迁不是什么新鲜事儿,但我一直觉得离我很远,我们村子离中心城市远得很,交通不便,应是被遗忘的村落,不料还是遭遇拆迁了。我心里无法判断这对我、对我们家将会有什么影响,只是不平静而已,难以明确其中的心理内容,不过回家过年的决心是下定了。

说回就回。回到家里,父亲一见面还是说拆迁的事。父亲边说,我边问。父亲说,原定年前就拆的,但我们村村子大,人杂,补偿的事儿,群众意见不统一,难弄,乡里就缓着,等过了年再说,邻村已经拆完了。父亲说的时候,我就想起回来路上的情景,一大片乡村,说没就没了,见到的只是房倒屋塌后的残砖碎瓦,如同地震过后一般。我问,人迁走后住哪儿?安置房弄好了吗?没呢。政府说,先让各户自己租房子住,或者投亲靠友,每一月发几百元租房补贴。说是一年后,安置房就盖好了,楼房,跟城里小区一样。那群众愿意吗?咋说呢,愿意的还是多些,有门路的人愿意,没门路的人就不愿意,邻村还有人跑回来,在村子边上搭窝棚住。大家有意见的还是补偿款。总体上都是嫌政府赔少了,再一个就是分配上的问题。按人头分、按地分、按房子面积分,都有人吃亏有人占便宜,有的孩子因为是违反计划生育生的,没有户口,也就没有分给田地,如果不算,有人自然是不答应的。有的已经出嫁的姑娘,也来参和,也想分钱。还有,就是像你,上学出去的,在城里有正式工作的,户口迁走了,算不算,如果不算,把户口迁回来算不算呢。为这些事,好多人去送礼,给派出所的人送,给村干部送,成万成万地送。也有好多人去告状,有的告到北京去了。听说邻村有干部被抓起来了。父亲说着的时候,母亲就在旁边对我说,你们的户口能不能迁回来?你们不能,你们小孩儿的户口能不能迁回来?不行,咱们也送,要不就太吃亏了。我们辛辛苦苦供孩子上学,孩子好不容易才有点出息,现在看还不如蹲在家里,哪都别去呢?母亲越说越来气。母亲生气是有来由的,村街上别人家里的孩子没有几个读完高中的,现在却是发了横财,整天乐得合不拢嘴儿,说话也粗声粗气的,让人烦。

年三十儿,去前院二叔家里看看。不久前,二婶病故了。父亲说,二叔很伤,一直没有缓过劲儿来。我能体会二叔的心情,二叔前年已经不当村干部了,而且现在的村长和二叔不对劲儿,积怨很深。二婶虽然病得很久了,但这时去世,本该到手的一份钱就没有了。在二叔想来,他的敌对者不知有多高兴呢。事实恐怕也确实如此。现在的村长,以前也确实穷,辈分也低,管我喊叔的。没当村长前,三天两头儿跟我家借钱,在二叔屁股后跑得很欢,跑了一阵子,才被二叔推荐为村民小组长,后来和别人一起告发我叔,我叔下台了,他顶了位置。顶了位置后就不一样了,尤其是今年,去他家送礼的人多了起来,而且礼都不薄。村长去街上门市部充电话费,一充就是二百元的,看见的村民就骂,烧包货,以前啥时候见过钱呀。其实去年掌权的还是村支书,但是村支书去年过年时喝酒喝死了。乡里要重选,村长跑去说,最好暂时别选,目前村里稳定,选来选去怕是选乱了。可能也是村长往乡里多跑了几次,新的村支书也就没有选。但一些人早就开始活动了,并放出风来,乡里杨书记已经承诺了,新支书是自己。村长明白,他在竞选支书时没有优势,吕姓在村里是第二大姓,支书多半是姓安的来当,而且姓吕的人也未必支持他。于是,他只有一次次往乡里跑,希望支书选举推迟些、再推迟些。可是,想当支书的人已经等不及了。村里风传过罢年就选支书,连日期都选定了。这样以来,过年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政治时期,各种力量都开始活动起来。我在二叔家里坐了一会儿,就有两个村人来找二叔说事儿,根据我的经验,这两人也是对村长不满的人,算是我叔的同盟。二叔虽然下台了,但还是党员,选支书时有一票,再加上当了多年的干部,还是有一定分量的,也自然成为拉拢的对象。二叔和他们见面后就去里屋了,我一看这情况,就在院子里和堂哥简短聊了一会儿,回家了。

回到家,看到堂屋里放着两大箱水果,一箱红富士苹果,一箱砂糖橘。我问父亲,怎么买这么多水果。父亲说,不是买的,是小超送的。我刚显出疑惑的神色,父亲就接着说,他也想竞选支书。咱村儿竞选支书的人好几个呢,有的送二百块钱,有的请吃饭。不收、不去吃还真不好,这样就表明态度了,也把人得罪了。其实咱没有态度,谁干都一样,都不是好东西。再说了,投票是做做样子,乡里还要研究,关键还是乡里李书记想让谁干,我投谁不投谁还真是不犯难。父亲原来在镇上文化站做些事情,也算是正式工作,现在每月还有一份退休金。父亲五十多岁临退休时,入了党。原来的村支书是父亲小学同学,多年来关系维持得还算不错。对于父亲入党,母亲多次嘲讽,说你和村支书关系好,多年来也没沾什么便宜,党员吃香时没让你入,现在却让你入了。你说现在有什么可图的?我面对两大箱水果,顿生感慨,父亲刚入党时确实没什么可图,没想到现在还真图了点东西。

大年初一,到同村的四姨家做客。我姥爷去世之后,四姨就住了姥爷的房子。四姨的孩子大专毕业后被人骗到吉林去做传销,孩子又骗四姨、四姨夫去了吉林,一家人陷在传销窝点里,花光所有积蓄后才被放了回来。经此一骗,四姨家元气大伤。好在四姨夫能干,慢慢地也渐好起来了,前年腊月间盖起了新房,四姨的孩子就在去年上半年结了婚。按我们这里风俗,大年初一我们得去给表弟“送饭”。大姨、二姨没有来,他们所在的村子年前已拆完了,大姨租的房子离我们村太远,来去不便。二姨和二姨夫正遭遇伤心事。四姨夫说,二姨和二姨夫,还有二姨正上大学的女儿的拆迁补偿款,被二姨的两个儿子偷偷领走分了。二姨和二姨夫准备将他们告上法院,现在二姨是见人就哭。我一下子沉默了,想表示愤怒,但也知道愤怒是无用的。二姨家的两个老表,我印象中是非常淳朴的。后来结婚了,两个儿媳妇和二姨合不来,就分开过,倒也没什么大矛盾。没想到,他们竟然变成这样。二姨同村的人,有看不下去的,就让四姨夫去批评他们,讨要补偿款。四姨夫没有去。四姨夫对我们解释说,我的账他们早就不买了,别说我,就是他们姥爷在世,去问他们要,也要不回来的,只能打官司了。四姨夫说着叹息着,我们也跟着叹息。四姨在叹息中说,你看我们,刚刚盖好的房子,就要拆了,虽说补钱,但还是心疼啊。茅草庵儿住了十几年,金銮殿没住两年就要拆了。我依旧是叹息、沉默。

大年初二。大姐一家、二姐一家都来了。大姐夫把大姐、孩子送来就要赶回去,说不在这里吃饭了,要赶紧回去说事儿去。父母赶忙问,说什么事儿这么着急。大姐夫说,年前腊月二十八他堂哥给人盖房,房塌了,被砸死了,户主跑了,赔钱的事落实不了,现在尸体还在家停着,他得帮忙找人、找政府处理这个事儿。大姐夫走后,大姐说得更详细些。原来,临近乡镇的一些村也要拆迁,有的村里是按房子面积赔钱的。这些村里的人家便都急着盖房,出的工钱高,干活的人就多。大姐夫的堂哥便领着三个人去一个村子盖房。为了省钱,赚取更多的差价,村里人新盖的房子都是再简单不过,墙的厚度连正规房屋的一半都不到,砌砖和泥时连水泥都不用,全是沙土;三层高的房,一根钢筋都不用,也没有大梁隔层,只有最上面的石棉瓦屋顶。这样的房子,自然是不能住人的,房主也没打算住人,想的只是赔款,赔款。但没想到,大姐夫的堂哥他们盖着盖着,房子突然就塌了,四个人死了三个,另一个是重伤。我们听了唏嘘不已。我想,正是过年,死者的家人该有多悲伤!怨谁呢?怨那个贪心的房主?可是那些村子的人谁不是这样啊。在那村的人看来,这个房主可是够倒霉的,不仅没赚到钱,还得赔多少钱啊。

初三没有出去走亲戚,也没有亲戚到我们家走动。我就找自己小时的伙伴去聊天了。同伴家和我家住的不远,都在一条胡同里。刚坐下,就听见警车响着警报到我们胡同里来了。我和伙伴赶忙跑出去看个究竟。看了一会儿就明白了。大军和二民家的孩子打架了,大军家的孩子大些,把二民家的孩子打得鼻子出了血,二民就报警了。其实孩子打架,是寻常事儿,二民的孩子虽然鼻子流血了,但也说不上严重。大家都劝二民消消气,来的民警也觉得此事没有必要报警,大军则很是愣了一会儿,打了自己孩子一巴掌,拉孩子进了家门。民警说了两句,事情就平息下来了,民警走了,大家也散了。我却很惊诧二民的举动。二民兄弟两个,很早就没了父母,在亲戚邻居的帮衬下长大。二民长得很壮,很精神,在邻里间为人还算不错,有用他的地方,他总是卖力地做好,不问得失,很有一番义不容辞的样子。可是他好吃懒做、喜欢玩潇洒,总嫌钱来的慢,不愿意好好种庄稼,总想找一个来钱又多又快又不费劲儿的事情做。这样的想法不能算坏,可在农村却不大容易找到。能找到的肯定不是正事儿。二民就是这样,先是和一些人出去买树,说是买,实际是偷。先偷漫天地的,无人知晓,后来就在晚上偷外村村里的树,见人看到,就把人捆起来,把树放到车上运走时再解开。这就类似于抢劫了。二民向我父亲等人说起这些事时,满脸都是炫耀之色,觉得自己胆大妄为,一身本事。二民也有伤心的事,他原来从外面领回来一个老婆,模样还不错,但生了一个孩子是严重的残疾,长到三岁时夭折了;又生了一个,还是没长成。二民为此很郁闷,有时就打老婆,终于把老婆打走了。现在的这个老婆,据说是外地来的妓女,那个被打的孩子就是这个女人带过来的。我父亲原本有些欣赏二民的义气,也有些同情他的家境,他向我父亲借钱时,每回都不让他落空。他也常借常还,但去年借了我家三千块钱,长时不还,父亲去要时,他竟然以“要钱没有、要命一条”回应,活脱脱一个流氓了。其实,邻居们早就视二民为异类了,对他敬而远之,说他养不成孩子全是做坏事的报应,还说父亲不该借钱给他,现在恐怕是要不回来了。流氓在村里应该是强者,惹不起,可是这次二民却以弱者的身份报警,真是匪夷所思。在我的想象中,二民应该和大军有一番打斗不可。于此可见,乡人的法制意识真是增强了不少,我又忍不住感慨了一番。同伴也说到拆迁的事儿,他说你看吧,这次拆迁,咱们村肯定会大闹一场,说不定还出人命呢。现在就开始斗了。不仅仅是各户之间斗,而且每户家庭内部还要斗,兄弟姐妹之间会斗,爹娘儿孙之间也会斗。我就顺势给他说了我二姨家的事情。刚说完,伙伴的老婆回来,说小会他爹上吊死了。我们惊得一下子站起来,说真的吗?咋会死呢?伙伴他老婆说,是和小会他老婆闹矛盾闹的。小会老婆不孝,老是骂小辉他爹没用,小会也没有办法,由着老婆。大过年的,又发生了争吵。小会他爹气不过,就上吊了。之前他爹就说要死在拆迁之前,不让小会两口拿到他的那一份补偿款。这次真是说到做到了。

我们原打算初四就返回信阳的。但父母希望多留一天,说初五再走吧,村里人出去打工都是“破五儿”再走的,这是老规矩了。我就在家多待了一天。初四晚上,几个伙伴到我家里找我聊天,说现在农村过年真是没有意思,还没有小时候好玩儿,过去荡荡秋千、打打陀螺、放放焰火,还是蛮有意思的,一副怀旧的样子。他们问我,城里过年好玩吗?信阳好玩吗?我说,城里也不好玩儿,城里也没意思,你们也不是没去过城里,乏味得很。说这些话的时候,我在心里问自己,以往觉得城市生活烦的时候,老是依靠乡愁,觉得老家那里好。现在村子就要消失了,我到哪里去寻找乡愁呢?就是村子不被拆迁,我回到这里,能得到些许抚慰吗?